评论：宋卫平与宏观调控“最后一颗子弹”

　　周期，是一个事物运转的内在规律，中外历史，从来就有贤者懂得发现周期中的财富秘密。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传说中的西施的男朋友范蠡就发现了农业生产的丰歉周期律。由此他提出了“待乏”理论，“候时转物”，根据季节、时令变化而存储或贩售不同的商品。因为掌握了周期的秘密，范蠡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富豪，人称“陶朱公”。

　　当今之世，同样不乏范蠡这样的人物，比较出名的，华人中有李嘉诚，西人中有巴菲特。回望他们数十年间的财富增长，几乎就是一部妙用周期的博弈史。

　　拉拉杂杂说这些，是被近期的一个热门新闻引出来的——杭州绿城的宋卫平宣布将所持大部分股份转让于天津融创的孙宏斌。

　　孙宏斌、宋卫平都闹过资金危机

　　融创与绿城，我都不陌生。

　　2006年，我写《大败局2》，将天津顺驰案收入，为此我专程赴天津调研，走访了一些顺驰前高管、媒体记者和官员，孙宏斌答应接受我的采访，然而在最后一刻，派出他的老同学接待我，“什么都可以问，我都会如实答，不过宏斌不愿意出来。”

　　在2002年到2004年间，孙宏斌领导的顺驰是中国房地产界最大的黑马，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把顺驰由一家天津地方地产公司带到全国行业第二的位置，气势压倒万科。然而，在2004年二季度的宏观调控中，顺驰遭遇资金危机，孙宏斌被迫将股份出让于香港路基，构成当年度最大败局新闻。

　　经过一周的调研，在理清了基本事实之后，我突然有一个特别的判断：尽管孙宏斌成为地产界最著名的失败者，然而，在地方政府、银行及他的老部下们的口中，他的信用似乎仍在。所以，在写作此案时，我最后谨慎地添上了这么一段话：“这位在而立之年就经历了奇特厄运的企业家，在四十不惑到来的时候再度陷入痛苦的冬眠。不过，他只是被击倒，但并没有出局，他也许还拥有一个更让人惊奇的明天。”有趣的是，这段文字在后来居然灵验，孙宏斌随后创办融创，在2009年的那拨大行情中顺风而起，并在2010年10月赴香港成功上市。

　　至于绿城，我买过它的房子。记得在交房的那天，原本已铺设完工的大堂地砖突然被挖去一大片，管家苦笑着说，“昨天宋总来过了，说这片地砖不对头，强令换掉。”据说，这在绿城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宋卫平对产品质量的执著近乎偏执，也因此在业界留下了极好的口碑。

　　绿城的负债率一直很高，而且坚持做高价位的精品楼盘，到2012年，有媒体连续报道绿城资金断链、被列入银行“黑名单”等负面新闻。有一次，我碰到宋卫平的老搭档、绿城总裁寿柏年，谈及绿城的资金危机，我说，如果宏观调控的结果，是绿城的倒掉，那真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故事。寿柏年安慰我，他扳着手指算给我听，绿城有几十个酒店和数千亩土地，随便脱手一些就能过好几年。

　　宋卫平或败在“周期”上

　　可是，就在上周，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企业从来是一个人的事业，随着股份易主，绿城在精神的意义上其实已经消失了，如同当年被路基吃掉的顺驰、被万科吃掉的南都，很快这个名字将遁入云烟。

　　商业是一场可以被量化的游戏，规则清楚，标准残酷。宋卫平为什么选择放弃绿城，他是真的疲倦了，还是有某些不足于外人道的隐情，其实都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每一个客观事实，都存在着很多种解读面，今天，我们只说“周期论”。

　　任何一家企业，从来就存活于各种周期之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个周期：企业生命周期、产业转型周期和宏观波动周期。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宋卫平面对这三个周期的表现。

　　企业生命周期——宋卫平创业二十年，绿城员工5000人，可谓是一个庞大而成熟的商业组织，其企业生命其实已步入成年期，面临人才换代的关键时刻。可是，从宋卫平的言谈中不难发现，他造得出全中国最好的房子，却没有带出一支接替有序的团队，他本人日夜舟马劳顿，老搭档寿柏年“胃出血，不下火线，还要继续面对超强度的工作量”，而当企业需要新的决策团队之际，整个绿城体系居然选拔不出一两位可以托付的帅才，最后只好“尽早把这副担子交给有激情、梦想和效率的融创团队”。

　　这真是让人十分叹息的事情。有人曾问杰克·韦尔奇，董事长最大的责任是什么？韦尔奇答，发现下一位董事长，领导者应该把一半的精力用于培育接班人。瞭望中国商业界，那些比较顺利地渡过了成年周期的企业，无一不在人才培养上下过死力，如联想、华为、万科以及海尔等等。

　　产业转型周期——绿城二十年，经历了中国城市化高速成长的全过程，在这一段时期里，开发中心城市的住宅房产是最大的利基模式。宋卫平着力于营建质量，提出“不怕成本高，只怕不够好”、“真诚、善意、精致、完美”的企业理念，都符合产业的发展阶段。然而，从2010年开始，随着政府对住宅市场的坚决整顿，地产行业进入到了一个微妙而重大的转型时间，以往单纯靠住宅营建及出售为特征的开发模式已然陈旧，很多企业都进行了及时的转型，比如城市综合体模式的风行、旅游及养老等主题地产的开发、超高建筑物及立体城市的试验以及只租不售的持有模式的探索，等等等等。

　　这些转型，都要求企业在组织形态、专业技术、金融运营以及政商关系处理上做出相应的调整。然而，在此次转型周期中，绿城的动作显然是滞后的，过往的成功以及宋卫平的“建筑洁癖”成为绿城转型的障碍。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万达、绿地等公司认为中国房产业进入了新的“白银时代”，而宋卫平则认定“现在是房地产最低谷的时候”，“出售股权的原因很多，其中对市场的担忧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宏观波动周期——宋卫平在答记者问中，对宏观调控颇有微词，这些言论展现了率直的性情，不过却也并非是行业的秘密，可是，为什么只有绿城忍受不下去了？

　　中国商品房的年度投资总额长期维持在5万亿到7万亿之间，为最大的民生产业，在中国特色的宏观环境中，遭遇调控已成常态。所以，如何有底线地适应宏观环境，乃民营企业家生存的题中之义。在一次又一次的波浪式的调控中，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人失败，同时又有另外一些人成功地找到解决的办法。在此次融创收购绿城一案中，最让人感叹的正有两点：其一，收购者孙宏斌是2004年宏观调控的最大受伤者之一，其二，绿城被收购的这一周正是各地冲击限购政策最激烈的时刻。在某种意义上，宋卫平被本次宏观调控的最后一颗子弹“击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