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城扩张背后:频牵出腐败 面临破产

　　近日，在广东，广州大学城大规模“升级”的消息传来。依据相关规划方案，这座居于粤东南的大学城，未来或新增 6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这一新闻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式大学城的关注。

　　事实上，作为“舶来品”，中国大学城自诞生之初就成为了焦点。近年来，除了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普及高等教育的功臣”之外，一些大学城的建设也时常因为与房地产商之间的暧昧关系、糟糕的配套设施以及倒在其中的官员们而备受诟病。

　　“倒在大学城里”的官员

　　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在南京、杭州、珠海、沈阳、广州、重庆等地的大学城建设中，均曾出现违法现象，涉及官员至少9人。

　　2004年6月，国家审计署对南京、杭州、珠海等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的审计调查表明：大学城建设过程中，项目建设违规审批和非法圈占土地问题突出。

　　2014年3月20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广州市纪委对番禺区副区长龚汉坤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通报显示，2002年至2013年，龚汉坤在担任番禺镇、街领导干部，以及番禺区副区长、广州大学城管委会主任等职务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取得土地所有权、改变土地性质及容积率、工作调动等方面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巨额贿赂。直至2014年年初，龚汉坤为广州某企业陈某经商办企业提供帮助，仍收受陈某贿送的加油卡。

　　另有统计显示，高校经济犯罪案件大多集中在基建、采购、财务、招生、后勤服务等部门环节。特别是基建领域建设规模大、资金投入多、工程建设制度不完善，是腐败重灾区。

　　在一些案例中，同一所高校倒在大学城里的不止一人。2011年年底，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审理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黄祖春、副校长邓步华、校办主任丁昭良三人受贿案时发现，为牟取私利，他们在学校大学城新校区与旧校区的工程建设中，分别受贿20万元、26万元和12万元。最终，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黄祖春、邓步华、丁昭良有期徒刑10年、8年和10年，并分别没收个人财产两万元。

　　“造城热”如何步步升温

　　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学城多是由大学密集而发展为“城”。但中国式大学城的发展，大多在政府主导下发展，即先建“城”，然后再“请”大学进驻其中。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范围内现存的大学城数量超过50个，涉及21个省、市，但多数大学城的发展远没有实现蓝图中的壮丽与美妙。

　　在广东，有“全国最好的大学城”之称的“广州大学城”，在建成十年之后，面临首次大规模“升级”。

　　近日，广州大学城的规划调整方案获得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方案新增6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以满足各高校未来10年的发展需求，并从交通改善、教师公租房建设、公共服务设施补给等方面弥补现状的不足。据称，广州大学城的此次升级，是为了弥补过去10年对内对外交通不便、大学城内“只有学生没有老师”的不便之处，同时为了完善科研配套设施，创造孵化高新科技企业的条件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调整。

　　多年来，中国式大学城，仿佛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拉动地区经济的“龙头”作用。在某大学城创办者刘志毅看来，“对于领导来说，办大学城的吸引力并不逊于建工业园”。大学城就像一张名片，既能“提升地方科学文化品位”，又能够经营土地、增加税收，可谓一举多得。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说：“从大学城建设时起，建设者的用意，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谓司马昭之心——— 除了追求政绩，就是“跑马圈地”，将来可以通过变更土地用途，经营房地产。

　　“凡大学城，就一定有房地产项目。”刘志毅承认，这已成为普遍现象。

　　按照规定，经营性用地本该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出让，但如果“以教育的名义”，房地产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 这无疑对投资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比如，占地5000亩的江苏南京仙林大学城土地初期出让价格每亩5万元，占地近4000亩的江宁大学城现行土地出让价格每亩4.5万元，如果国土局采取挂牌出让的方式，那么这些土地就可以达到每亩六七十万元。

　　除此之外，一些开发商也借学校来卖房，大学城成为开发商卖房的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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