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建筑

　　我们越来越看不懂街上的建筑了，造型夸张、怪模怪样，让人浮想联翩，于是，不少地标性建筑都被取了个接地气的网名：“秋裤楼”、“马桶盖”、“小蛮腰”、“裤腰带”……

　　近日，新华社刊发专题总结了奇怪建筑四宗罪：山寨媚洋、贪大贪高、“洋设计师”的试验场、短命。一条新闻引发公众吐槽无数，舆论场旋即对奇怪建筑开启了猛烈的口诛笔伐。

　　遭到嘲笑的建筑师们很委屈，在设计领域，非主流的超前意识不是错，审美暂时脱离群众也不应是错。要知道，不少“怪建筑”其实称得上是大师之作。比如，被网友们调侃成“大裤衩”的新央视大楼,设计师是曾获普利茨建筑奖(世界建筑行业最著名奖项)的雷姆·库哈斯。

　　而执着于创新的建筑一时横遭非议并不鲜见，作为有可能流传千百年的艺术形式，设计师并不需要过于迎合时下的通俗审美。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出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时，也被人质疑会破坏卢浮宫的整体风貌，但随着时光流逝，这座当年稍显突兀的玻璃金字塔已经成为世界建筑的经典。

　　但是，当下街头矗立的大部分浮夸建筑会如同玻璃金字塔一样，经得起时光和美学的考验吗？在评论员蒋璟璟看来，区分“创新建筑”和“丑陋建筑”是个难题。她在为《华西都市报》撰写的评论《减少奇葩建筑符合共同的审美偏好》中分析道，因为城市的管理者或者说建筑的制造方，与市民之间缺乏笃定的、引发共鸣的审美倾向，我们没有“建构起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美学秩序”。

　　审美各有偏好很正常，但是现实给了某些人“特权”，他们的审美凌驾于大众之上，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王钟的就认为，在城市规划和地标性建筑方案中，地方官员拥有强大的话语权，所以官员个人的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至关重要。他的文章《官员对建筑的审美应有自知之明》提醒手握决定权的领导，要对自己的审美能力有清醒把握，承认自己在某个专业领域里有所缺陷，学会理解大众的审美，尊重专业意见和见解，具体到公共领域的建设，应该“把公共利益、公众审美观与艺术性结合起来。尤其是广场、公园等由财政出资，公众使用的建筑，必须取得日常使用者的认同”。

　　然而，新建筑被嘲笑“奇”、被调侃“怪”，不仅仅与审美冲突相关，更多是因为他们挑战了公众的底线。有的建筑过于犀利夸张，忽略了实用性与和谐感，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有的建筑则突破了创新的领域，情趣意旨流于低俗；有的干脆粗糙低劣，不伦不类，成为建好就拆的短命鬼。

　　背离常识的怪异之处，幕后一定有暗流涌动。《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铁永功在《尊重规划权威才能告别奇怪建筑》一文中分析认为，建筑规划领域的乱象“基本可以归结为‘权’和‘钱’，有人借建筑显示权力、展示政绩，有人借此大拆大建、趁机牟利”。

　　一些官员将城市作为自己的私产，甚至认为，自己主政期间留下一个地标建筑，也会让自己随地标“名留青史”。同时，大刀阔斧搞城建才是看得见的政绩，这种思维在地方上仍占主流，所以有的地方政府要求建筑设计“一定要惊世骇俗”，以博得关注，“哪怕被骂也行”。新华社的报道因而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少城市的公共建筑都附加了当地官员的个人喜好与政绩观”。建筑在权力之手中异化为满足功利需求的艺术品，正如《北京青年报》的社评《别让建筑沦为权力的奴隶》所说，“权力太喜怒无常，太个人化，每每莫名其妙”，这是建筑之悲。

　　利益则是另一个会诱发非理性冲动的驱动器。工程规模越大，拆建越频繁，被权力上下其手的机会就越多，从而成为腐败的温床，结果造成不少官员都倒在曾经的政绩工程上。《北京晨报》上，蔡辉在《对奇怪建筑应事后问责》一文中对城建腐败的危害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一则，建设过程中“牵扯方面甚多，受益者亦多，易形成集体默契”；二则建筑工程“成本惊人，且多在黄金地段”，“造成的损失，将长期存在”。

　　所以铁永功得出结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并不是简单以外观来判断建筑优劣，也不是要以权力干预规划，而恰恰是提醒地方和一些人，防止权力之手伸得太长，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和规划的权威性，不能以个人好恶决定城市建成什么样子”。
当下，奇怪建筑还在非主流道路上大步前行，如何纠偏？有人给出了答案。《现代快报》评论员伍里川的文章《地标怪胎背后，都有只权力之手》，建议“建章立制，就‘权势地标’进行严厉问责”。在今年的8月，安徽出台规定，严禁领导干部随意干预建筑设计，如经查实影响恶劣的将追责。目前亟须的，是更多地方和更高层级的跟进。

关键词：建筑,地标,网名